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樊巍 胡雨薇】今年是中国成为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(简称《公约》)缔约国30周年。30年来，中国始终全面、忠实履行《公约》，是《公约》及其机制的积极参与者、建设者和贡献者。然而，《公约》在实施过程中持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，亟待破解。例如部分国家扭曲《公约》条款含义、滥用《公约》争端解决程序、肆意扩张司法或仲裁管辖权。这些都在一步步削弱《公约》的严肃性、完整性和权威性。在此背景下，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《公约》的问题挑战等方面开展综合评估股指配资，于6月30日正式发布“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评估报告——成就、定位与挑战”。
1982年开放签署、1994年正式生效的《公约》，是战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发展的重要成果，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。中国于1996年批准《公约》，由此成为《公约》缔约国。评估报告指出，《公约》与其他涉海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一道，共同搭建了现代海洋法体系的四梁八柱。
评估报告第四章详列了《公约》实施持续面临亟待破解的内在难题与外部挑战，明确指出《公约》实施面临曲解条款、滥用程序等挑战。例如，个别国家恶意曲解“海洋自由”，滥用“航行自由”，自创“国际水域”，无视“适当顾及”；还有些争端方明知争议的实质为陆地领土主权，超出《公约》调整范围，却精心设计诉求，蓄意炮制出将陆地领土主权争议隐匿于海洋权利争议之下的“混合争端”，借此将所提交的争端包装成《公约》的解释或适用问题，提起《公约》附件七仲裁，滥用《公约》争端解决机制。
“《公约》仅规范海洋权利相关事宜，无权处理领土主权争端，而中菲之间矛盾的核心恰恰是岛礁领土主权归属问题。”评估报告的作者之一、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法室副主任罗刚6月30日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既然《公约》对领土主权不具备管辖权，菲律宾若想启动《公约》项下的强制仲裁程序，便只能借助诉讼策略刻意包装争议事项，将本质上的领土主权争议伪装成单纯的海洋权利纠纷，以此满足仲裁受理条件，这也是菲律宾恶意滥用《公约》的核心手段。
评估报告指出，陆地领土主权问题，并非《公约》的调整事项，不能纳入《公约》解释或适用的范围。实际上，国家的陆地领土主权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。但在实践中，有的争端方为强行提起《公约》附件七仲裁，精心设计诉求，将作为“主要问题”的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掺入海洋权利事项，炮制兼具陆地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属性的“混合争端”；再采用“削足适履”的策略，把陆地领土主权事项降格为“附带问题”，从而把提交的争端整体包装成《公约》解释和适用的问题，最后使其落入仲裁庭的管辖权范围。报告认为，这种“蓄意的战略选择”或法律“程序诡计”的运用，不仅会损害《公约》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与裁决结果的合法性，还可能会引发紧张与冲突。
“我以面团作比喻阐释这一法理陷阱：若将海洋权利比作绿色面团、领土主权比作白色面团，《公约》仅有权处置绿色面团，菲律宾却把两种面团揉合为杂色面团，要求仲裁庭剥离、单独裁判其中代表海洋权利的绿色部分。可两类权利深度交织，根本无法彻底切割，仲裁庭看似只裁决海洋权益，实则全程对领土主权归属作出隐性判定。”罗刚进一步阐释了菲方炮制“混合争端”的操作逻辑，即菲律宾提起的仲裁诉求同时裹挟领土主权与海洋权利两类议题，却单方面要求仲裁庭回避领土主权部分，仅对海洋权利作出裁决。菲律宾依靠刻意的诉讼包装，将《公约》无权管辖的领土争端强行转化为《公约》可受理的议题，此举严重扭曲、动摇了《公约》设立争端解决机制的初衷与运行逻辑。
当然，菲律宾这套操作能够落地，离不开仲裁庭的配合。评估报告中指出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：一些国际性法庭或仲裁庭，出于创设先例的功利算计，自我扩权，突破法律解释和造法的严格分野，以法律解释之名，行创设法律之实，而这种造法的权力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，只是国家才拥有，并且需要通过缔结体现国家同意集体意志的条约方可实现。
“我们在报告中也分析了仲裁庭主动迎合菲方诉求的深层复杂动因，有学者指出，仲裁庭意在借此案创设突破性判例，背后法理推演存在诸多漏洞。”罗刚认为，应当点明菲方通过恶意诉讼包装曲解《公约》，违背《公约》确立的宗旨与基本原则这一核心事实。
为捍卫国际法治，维护《公约》的严肃性、完整性和权威性，评估报告也向国际社会，特别是向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、学术界、政策界等提出建议，其中包括应客观、全面、辩证地看待《公约》。既不低估其地位，也不夸大其作用股指配资，妥善处理海洋法继承与发展的关系；完整、准确、善意地解释和适用《公约》。抵制曲解条款、滥用程序、越权管辖等有损《公约》严肃性、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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